综合这些观点，中国人的心理、行为及生活方式的塑造，应有其更基本、更具体、更有力的因素。这些因素很可能是自古以来中国人身处其中的生态环境、务农形态及社会结构等。为了有效适应这些现实而有力的基层因素，中国人才会形成一套特殊的心理结构、行为意向及生活方式。因此，参照以上各位学者的观点与框架，本章拟从相对封闭的大陆型自然地理环境、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条件、家国同构的社会政治背景以及重人伦的道德价值导向的文化背景等方面对中国人人际和谐心理滋生与发展的原因进行探视与分析。
第一节 中国人人际和谐心理形成的环境条件
地理环境是人类产生、生存和发展的先决条件，自然地理条件对于文化产生和发展的影响是最主要的。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就创立了环境地理学，认为地理环境既是人类生存的物质环境，又是制约社会存在的相互关系体系，从而他把地理环境纳入人类历史和文化考察的范围之内。欧洲启蒙运动的代表之一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系统提出“地理环境决定论”，认为自然地理条件对于一个民族的道德、风尚、法律性质和政体的建立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6]法国的让·博丹也提出：“某个民族的心理特点决定于这个民族赖以发展的自然条件的总和。”可见，“一个民族文化的特质，或曰‘民族精神的标识’，既非造物主的赋予，也绝不是绝对理念的先验产物，而是从深厚的民族生活土壤里生长出来的”[7]。在这里，我们并不推崇极端的“地理环境决定论”，但是，“在考察中华文化的生成机制时，就有必要从对文化赖以发生发展的地理背景的剖析入手，并进而探讨中华地理背景的诸特征与中华文化诸特征之间的千丝万缕的联系”[8]。具体地说，考察中国人人际和谐心理的产生，也非常有必要对中国古人繁衍生息的地理环境进行一番考察。综合来看，半封闭的大陆型地理环境以及地广物博的自然资源条件是中国人“和为贵”心态滋生的温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