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数学之外，在人和物的真实世界中，不存在一种没有实验检验的可靠知识，也不存在一种还没有被这种方式检验而被推向错误风险的可靠知识，这是我那个时期的信仰。宗教者以及随后形上体系的发明者们需要走一条通向他们所设计的宇宙幻景的捷径，通过神圣文本中的启示，或者通过对所谓的必然真理的洞察力。真正的知识总是艰难而又缓慢积累的，一点一滴、实验再实验方可求得；每前进一步无疑都向未知的领域深入了一步。
因此，哲学应当最终放弃捷径和宏大目标，应当继续从事自然科学的尝试性的解决问题的方式，这种必要性已经开始显现。运用这种理念，人们逐渐认为，对自然语言特性的研究是哲学中心内容的一部分。这时，长期期望的战争来临了。作为战争中一位聪明的指挥员，四年来，我一直研究德国军队的间谍和反间谍工作，希姆莱的中央命令（Himmler’s Central Command）控制着除万汾纳粹党卫军之外的整个纳粹党卫军。这种经历完全改变了我对政治和哲学的看法，因为我知道纳粹党卫军在被占领的欧洲以及在苏联的全部情况，从而能够研究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所宣布的计划实施。在战争末期，我审问了一些被俘的纳粹主要头目，包括纳粹党卫军的头子、海德里希的继任者科腾布鲁纳，当他还是美军司令部的一名囚犯时，我就和他谈话，并且最后我把他带到伦敦进行了更详细的审问。我获悉，一旦当局抛弃了所有的道德屏障，组织一部强大的折磨和谋杀机器是多么的容易，也很容易招收到愿意从事这个职业的工作者。彻头彻尾的罪恶和卑鄙在受过教育的人那里却显得自然而然，自然得如同人的慷慨和怜悯一样：不多，不少，很是自然，这是一个对莎士比亚来说很明显的事实，但以前我没有见过。很清楚，发达的文化和良好的教育不一定与基本的道德标准相辅相成。希特勒和纳粹党卫军的大屠杀表现出一种残忍而卑鄙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这是20世纪政治方式的特点。有必要回到马基雅维利自己那里，仔细审视18世纪的道德家，一直到有关政治艺术和道德的现代世俗思想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