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玲儿说了这办法，玲儿笑了，笑得有点怪异，对他说：“我知道我们的缘分尽了，我不走你也不会再成家。那我就回去吧。”
事情办得很顺利。玲儿在第二年初夏调回了县皮革厂。
把玲儿的事作个了结，王金栓这才出顺了一口气。
在县城几个同学家喝了几次酒，每次都喝得烂醉如泥。同学问他今后的打算，他知道这都是些好意的但又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关怀，也就没做明确回答。
自己难道就清楚吗？到了他这样的年纪，还用得着自己说谎吗？他原想投入全部身心，搞一个局部战争理论研究中心，没想一提出来，都认为他在做白日梦。编制呢？经费呢？再说，搞这样一个机构，研究出什么成果能有什么用？局部战争，打起来总要打个头尾，大不了交点学费，王金栓在很长一段时间，强制自己看每一份报纸，品尝每一种市面见得到的茶叶，每一次电话铃响，他都去接，可收获的仍是空虚。每日要王金栓完成的工作，他认为只用半小时时间足矣。剩下的七个半小时呢？还有那漫长的黑夜里那些非睡眠的状态，该去怎么填补？总该还有一件什么事情可干。可这个事情是什么呢？王金栓不知道。他只知道把这些想法说出来在常人眼里十分可笑。享一享天伦之乐的权利已被剥夺了，再说，已经过了几年家庭生活的王金栓委实没能感受到太多的幸福感，即便再加上一两个小孩，撒着奶腔给你背诵几首古诗词，讲一些天真无邪的话语，逗得你前仰后合几回，过后了，难道就能认定这叫满足？王金栓对此深表怀疑。和玲儿的婚姻，唯一可使他感到慰藉的，是玲儿社会地位的变化，她从一个农民变成了一个制皮鞋皮衣的工人。关键是玲儿的后代也将是城里人。王金栓觉得这该算是他办的一件事情。这件事情的意义，在它完结之后，如此清晰地显现在王金栓眼前，他隐隐生出几分自豪感。这么说来，这几年并没有白白流逝。自己已经是副营职军官，那条军规随时可以发挥作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