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然民族主义是一种病态，是工业和资本异化之殇的对象性存在，人类也不得不承认这一幼稚病是无法避免的社会发展过程，要实现整个人类共同的理想，必然要经过民族主义这一阶段。奈恩把社会发展的本质与民族主义密切联系起来，认为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科学技术的不断创新促使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的不断改良、发展和扩张，在社会的这一急速发展阶段，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必然会产生，因为它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结果，是历史和文化的产物。“极端的困难和矛盾，崩溃的前景或永远被关在通道处——类似这样的情况，当然，对于个人来说可能会导致疯狂，而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则可能会导致民族主义的痴呆症。我们知道，工业化的压力巨大，工业力量的种类很多、强度很大，而且这些挑战未加限制地进入更有意识的活动中，因此，在一般意义上，在现代历史中，非理性的出现并不令人惊讶。”①民族主义的病态危机，在社会本质层面上，具有一种现实必然性。就这一点而言，这种社会的幼稚病已成为民族国家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意味着人类必须给予这一发展阶段以时间和空间。奈恩对这种必然性感叹道：“民族主义是一个内在决定的社会必需品，一个‘生长的阶段’,位于传统的或‘封建的’社会和未来之间，在那个未来中，民族性的因素将变得不那么重要(或者至少在人类历史上不那么麻烦)。令人遗憾的是，它是一个发展的阶段，会时而走错路和变得疯狂。这是神秘的。青春期是如何成为一种致命的疾病的呢?”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