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这样的转换，从“内在的”伦理转变为私人伦理，从“外在的”或“尘世的”伦理转变为统治的权威，路德有了一种奇妙而又荒唐的社会道德。他用一种至善的私人伦理取代实际的伦理，更不要说犬儒主义的或官方的伦理了。他要求国家维持秩序而不必太在意是否正义；而他对个人的要求则是忍受邪恶和实行不抵抗的爱，不允许他们对社会正义发表自己肯定或否定的意见。这样一种伦理不可避免地起着鼓励专制的作用，因为作为正义原则之一的抗拒统治就像维持统治一样重要。
路德对无政府状态的过度恐惧因其悲观主义而进一步加剧，与此相应，他也不公正地漠视专制，从而给德国文明史带来了致命的后果。当代历史中的悲剧性事件并非与此没有关系。他对社会政治问题的片面解释也受到他过分强调保罗训诫的影响，“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做恶的惧怕”［43］。
哪怕没有这个具体错误，路德的政治伦理在社会政治方面也会导致失败主义。在“属天的”或“属灵的”王国和“属地的”王国之间作绝对的区分，摧毁了存在于上帝对良心的最终要求和一切在历史中实现善的相对可能性之间的张力。渐进地实现正义所具有的各种进步精神和道德意义从两个角度受到否定。在现实方面，路德的伦理发现一切历史成就都受到罪恶的沾染，因此这些成就间的区别已经不重要了。在福音至善方面，它发现这些成就全都缺乏上帝之国的完善的爱，因此只剩下拯救的急迫性。［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