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蒋光慈与同时代作家对中国的描述会有那么大的不同呢？这自然要从他们领悟和认识中国的思想意识上来寻找根源。第一个十年中，大多数作家仍笼罩于肯定西方文明、否定中国本土文化的“态度的同一性”精神氛围里，对于中国现实的社会状况停留在“苦难”的笼统感受中。但此时的蒋光慈已经获得了理解和认识中国社会的一整套思想认识图式。这一整套观照中国社会的理念正来源于他所属的党——中国共产党。
据考证，“国民革命”一词较早出现于1906年秋冬，孙中山、黄兴、章太炎等起草的《军政府宣言》中，“前代为英雄革命，今日为国民革命。所谓国民革命者，一国之人皆有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即皆有革命之责任。军政府特为其枢机而已”。在这里“国民革命”一词与“英雄革命”相对，是指一国之人皆应有革命之精神和革命之责任，强调的是革命需要民众的力量和参与，孙中山他们在此还没有把“国民革命”发展成一套系统的革命理论。这个名词在之后16年一直没有见到使用。1922年，陈独秀在创办不久的《向导》上发表《造国论》，认为“只有两阶级联合的国民革命（national revolution）的时期已经成熟了，这个时期的成熟是可以拿十余年的政治史及眼前要求打倒军阀、建设民主政治的呼声来证明的”。这里陈独秀给“国民革命”一词以重新解释，在其中灌注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联合、“打倒列强，除军阀”的革命认识，赋予它新的政治内容[89]。1923年6月，中共三大将“二大”确立的“民主革命”改称为“国民革命”，不仅如此，中共三大还喊出了“中国国民革命万岁”的口号。之所以改名，陈独秀解释，乃鉴于“民主革命”这个口号未免偏于纯资产阶级的，而“国民革命”这个口号，更适合半殖民地各阶级联合革命的需要[90]。此后直至1927年，中共就以“国民革命”相号召，凝集党的意志、汇聚各方面的力量来发动中国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