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互联网的作用不是决定性的，但是互联网对当代集体行动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斯比尔和波斯特美认为影响集体行动的预测因素有三个：共同的社会认同，行动效能感，以及愤怒和不公平感 （Van Zomeren，Postmes，& Spears，2008）。而互联网及新通信手段则是通过影响这三个因素，来影响集体行动的，而互联网本身并不能直接导致集体行动。
首先，根据SIDE的认知维度，线上传播的特征能够直接影响社会认同感，如匿名性。近期的一个田野实验证实了SIDE的匿名效应能够预测现实生活中的集体行动。研究者（Chan，2010）研究了群众是如何响应教会号召进行捐款的。这是一个2×2的田野实验研究，第一个因素是群众获得通知的方式，有两种，要么通过电子邮件获得通知，也就是匿名情形，要么面对面被通知，也就是个体化情形。第二个因素是社会认同的重要性，也有两个水平，一种是在通知中强调了基督教重要性，另一种没有强调。实验结果同SIDE的预测一致，在匿名情形下（电子邮件通知），加强了基督教社会认同时，人们的捐款最多。很显然，计算机通信虽然在空间上隔离，在交流中匿名，但是可以激活强身份认同，从而产生内群体服从和集体行动。另外，随着社交媒体的发展，个体在集体行动中的主动性增强，个体可以决定什么时候行动，以什么方式行动，个体社交网络在社会运动组织中的重要性在加强 （Castells，2013），与之相反，社会运动中组织机构和组织架构的重要性在下降。这场集体行动组织重心的转移，一方面，降低了集体行动的门槛，让个人认同的表达能够决定集体行动 （Bennett & Segerberg，2012），另一方面，造成了集体行动变成了自下而上的突发现象。在集体行动中，一个个体能发动多少群众，这取决于他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整合利用广泛存在于个体社会网络中共同的社会认同。发生在葡萄牙2011年3月12日的一场大规模示威证明了这一点。在没有任何工会组织的参与下，起初只有3人在脸谱网上发起这个运动，他们随机选择了一天，写下了他们的宣言，结果就在10个城市成功发动了30万人，这是康乃馨革命之后的最大示威。他们成功的关键就是口号中利用了当时存在于西班牙和意大利的一个广泛存在的共同社会认同“濒危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