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历史发展并没有按照邹衍或齐国君臣的意愿进行。泯王败亡后，稷下学士奔走四方。五德终始说也传到远居西土的秦国。不过，邹衍的五德终始说保留在《吕氏春秋》中，并不表明其实际价值受到秦国君臣多么的重视，要想真正引起秦国统治者关注，还需要特别的契机。据《史记·封禅书》记载：“自齐威、宣之时，邹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及秦帝而齐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294]《史记集解》也认为：“《汉书·郊祀志》曰：‘齐人邹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始皇采用。’”[295]可见，从西汉的司马迁，到东汉的班固，再到刘宋的裴骃，都认为，秦始皇是直接从齐人那里采信了五德终始说的，时间大概在刚刚统一不久，即公元前221年（秦王政二十六年）。
《史记》的《封禅书》[296]和《秦始皇本纪》[297]都记载了始皇采用五德终始说的详细情况。不过，我们的问题是：秦始皇信奉三晋法家学说，可为什么又要采信齐人的五德终始说呢？看来，是为了弥补单纯法家理论的不足。我们知道，关于政权转移的合法性和统治方略的理论基础，法家学说是有一定缺陷的，其一，法家虽然承认历史变化，承认历史的阶段性进展，但同时也有反对革命，反对以下犯上，以臣篡君的思想。《韩非子》认为古代盛传的所谓尧舜禹的禅让和汤武革命，其实是“逼上弑君而求其利也”，是“暴乱之兵也”[298]，“尧舜汤武，或反君臣之义，乱后世之教者也。”[299]因而坚决反对觊觎或夺取最高统治权的犯上作乱之举。汉景帝时黄生以冠弊屡新不能倒置的譬喻，驳斥儒者赞成汤武革命的观点，指出：“汤武非受命，乃弑也。”[300]可以推知，秦始皇兼并天下，以取代往日周天子的正统地位，要想在他所信奉的韩非法家学说里面找到合法的依据，是有一定困难的，弄不好，还会自相矛盾，成为法家思想批判的对象。而五德终始说却标榜“从所不胜”的“相胜说”，这恰恰可为秦国以征伐手段，吞并周室，兼并天下，重新在全国建立统一政权提供合法（理）根据。[301]其二，法家主张严刑峻法，是建立在性恶论基础上的，虽然是与时俱进，适应了政治社会发展的需要，但必然会引起普遍的反感。按照五德终始说的逻辑，情况就不同了。根据《管子》，五德的特性是这样的：木，色青，数用七，时为春，“其德喜嬴，而发出节”；火，色赤，数用九，时为夏，“其德施舍修乐”（尹注：“施舍，谓施爵禄舍逋罪。修乐，谓作乐以修辅也。”）；土，色黄，数用五（时为长夏，其实不占一个季），“其德和平用均，中正无私”；金，色白，数用八，时为秋，“其德忧哀静正严顺”；水，色黑，数用六，“其德淳越温怒周密”。按“淳”即纯，不杂为淳；“越”通于；“温”，王引之读“愠”，意即怒；[302]淳于愠怒周密，意思就是纯然（行事）暴戾无情、（执法）苛刻严密。这和《史记》所说的水德“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意思如出一辙。[303]《史记集解》引瓒曰：“水阴，阴主刑杀，故尚法。”[304]这样，在上天失去信仰的权威，道理只为少数人所理解的条件下，给法家揭示的“当今争于气力”的时代精神和施政措施提供一个自然理性的基础，罩上一件“德运”的流行外衣，效果之好是可想而知的。这样做，就使秦国在正统地位和施政措施两个方面公然实行“变周”，成为顺应自然的发展趋势，符合时代的精神和品德的合法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