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李敬泽的视野里，中西交流，特别是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交流，并非一段温情脉脉的历史，而是充斥着野蛮的武力侵略和无情的文化侵入。李敬泽对西方施加于中国的文化侵入，有更多细致、耐心的梳理。在他看来，西方对中国的入侵，从我们的身体暴露在对方批判的目光下开始，比如，西方人看到了中国妇女被裹缠的双脚、看到了中国人长长的辫子、中国人的服饰等等，在西方眼光的审视下，这些中国人习以为常的身体和对身体的包装，变得古怪且愚昧。在论及外国人对中国缠足的反应时，李敬泽写道：“当然，这目光不仅属于斯当东和他的同行者，也是西方在用一种新的目光审视中国。”[32]说到底，“被看”背后，不是简单对等的呈现，而是随着1840年西方发射到中国的野蛮炮火，西方在中国构成一个新的价值空间，中国人开始意识到自身正被西方所审视，一旦被强大的异族所审视，“被看”当然会让中国人不自在，甚至产生强烈的羞耻感，这样，李敬泽就抵达了他这三部作品的另一个关键词，“文明的耻辱感”。
“文明的耻辱感”的发现，最能显示李敬泽对主体性的敏感。“西方的入侵是从我们的身体暴露在对方批判的目光之下时开始的。这种目光剥夺了我们固有的价值世界，我们噩梦般站在废墟上，与周围突然呈现出来的一切格格不入。我们意识到我们正被审视，我们当然不自在，强烈的羞耻感刻骨铭心地袭来。”[33]在对历史细节的全新解读中，李敬泽毫不留情地袒露了近百年来中华民族内心深处的隐秘，“文明的羞耻感是19世纪以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为我们打下的持久难消的烙印，也许很少有哪个民族怀着如此的紧张、期待、喜悦和愤怒关注着外国人如何看我们：他们在看吗？他们看见了什么？他们为什么看见了这些而看不见那些？”[34]李敬泽像一个身怀绝技的侦探，总喜欢躲在角落和暗处，从历史的蛛丝马迹中，爬梳触目惊心的历史真相。在此基础上，李敬泽还发现，在与西方的碰撞中，中国人在压迫下所产生的“文明的耻辱感”，迫使中国也接受了西方“看”自己的目光，并把自己和自己的身体，也放进这种目光中去审视衡量，审视的结果，是让中国人对自身产生怀疑，自惭形秽，自己的身体，在“他者”的眼光中变成了陌生的“他者”。中国人在近代历史上，对自己身体的感觉和判断，逐渐被更多地表达出来，“现代性焦虑”由此产生：对中国人而言，在西方视野中，最迫切的心理需求是，如何说服自己变成真正的现代人，毕竟，进入“现代”，成为“现代人”，首先要取得“现代人”的身体。翻一翻清末民初的报纸，我们会发现那时的中国人竟像蝉蜕一样痛苦、专注，毫不妥协地改变自己的形象：剪辫子、剪长发（那时的长发也是封建落后的标志）、禁缠足、易衣冠，每一件事都是关乎国家民族的大事，个人的身体与宏大的历史有确切的、不容置疑的联系。通过这样的清理，李敬泽发现了近现代中国人的身体叙事里面所隐藏的“文明的耻辱感”和“现代性焦虑”，也指明了在这两种感受中，一个国家、一种文明固有的价值世界，是如何在西方的入侵之下松动、失效乃至因为无以应对快速地步入现代化进程的中国，而终究被现实抛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