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西方古代史学思想传统形成对比的是，古代中国思想家认为，对于当前的历史事件，当然要有、最好要有事件目击者的作证，不过，对于事件本身的认识却不是只凭事件本身就能真正认识到位的。例如，周人伐纣而代殷为天子，这一事件是当时周人和殷人同时共知的，可以信而无疑。但是，怎样才能认识这件事情的本质呢？周公不是去追究某种永恒不变的实质来加以解释，相反，他是从成汤伐桀代夏的历史事件中获得周伐纣代殷的理由或根据的。他是从变化的现象里寻取其背后的本质的。这种本质是变中之常（也是常中有变），不同于希腊人的永恒不变的实质。正如柯林武德所指出的，希腊人看到了世界万事在变，于是就追求其背后的不变的实质，经过抽象而获得的这种实质本身就是抽象的“一”，就是在其内部不能有对立方面的“一”。这种形而上学的“一”，当然是反历史的。古代中国思想家并非不求现象背后的本质（essence, that which makes a thing what it is.或者 das Wesen.），不过他们寻求到的不是抽象的、无差别的“一”或永恒不变的实质，而恰恰相反，是变中之常。中国古代思想家认为，真理不能在永恒不变中去寻求，而只能从变化不居中去把握。《易·系辞上》：“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143]对于这一段话，历来解释甚多，愚以为《周易折中》对“一阴一阳”句的按语甚好，按云：“一阴一阳，兼对立与迭运二义。对立者，天地日月之类是也，即前章所谓刚柔也；迭运者，寒来暑往之类也，即前章所谓变化也。”[144]万物并无抽象不变的实质，也非抽象的无差别的“一”，而是“一阴一阳”组成的道或本质。这种道或本质包含着对立，所以与西方的实质相反。唯其“一阴一阳”，这样的道或本质就不能不变，也就是不能不迭运。不直接说“本质”而说“道”者，因为“道”兼体用。自其体而观之，道是对立的统一；自其用而观之，道又是迭运和不断的运动的途径。“继之者善”：迭运不穷自然为善；“成之者性”：“道”（大一）运成物（小一或具体的一），即成为此物之性，个性犹有道之一体。因此，古代中国人所选择的是与希腊人相反的思想路径，即反实质主义或历史主义。